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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入一个特殊的时期，即“文化大革命”。这场由毛泽东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，在林彪、江青、康生等野心家、阴谋家的利用和操纵下，事实上成为一场祸及全国的大内耗、大动乱、大灾难。
1966年5月16日，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，成立“中央文革小组”，通过和下发了《“5·16”通知》。此后，文化大革命作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在全国急剧展开，国家的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被扭转到歧路。
从6月开始，“文革”运动波及到青州。教育、文化系统开始批判《海瑞罢官》、“三家村黑店”。益都一中、益都师范等学校停止正常的教学活动，把部分教师作为“牛鬼蛇神”进行揪斗，张贴大字报，散发传单口号，出现严重混乱。益都师范18级4班部分学生向县委贴出第一张大字报，驱赶县委派出的工作组，运动开始走出学校，向社会蔓延。学生上街破“四旧”（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风俗、旧习惯），焚烧古书字画，砸毁碑碣文物，破坏古建筑、古庙宇。万年桥、偶园等历史古迹和天主教堂、基督教堂等宗教建筑遭到严重损坏。城乡民间散存的文物也大部被毁。
8月，中共中央下达了《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》。各学校相继成立“红卫兵”组织，批判所谓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，斗争矛头指向学校领导班子。9月，青州部分学生教师到北京，接受毛主席检阅，学习“文革经验”。返回后纷纷成立“红卫兵”组织，组成各种名目的所谓“战斗队”，到工厂、农村“发动革命”。许多中小学生组织各种“长征”队，徒步到全国进行所谓“革命大串连”。
冬天，工厂和农村的部分群众也成立各种“造反”组织。在“造反有理”的口号下，“踢开党委闹革命”，刮起了“炮打”、“罢官”之风。对各级领导干部日夜揪斗，挂黑牌、戴高帽游街，肆意进行人身侮辱和折磨。工厂停产，学校停课，许多党员、群众被诬为“保皇派”，受到排斥和打击。大部分基层党政群团组织被冲垮，陷于瘫痪，全县陷入大动乱之中。
1967年初，上海造反派发起“一月风暴”，夺取党政大权。山东省在济南也发生“2·3夺权”。受此影响，青州掀起“夺权”浪潮。28个“造反”组织在驻军“支左”代表的支持下，联合夺取了益都县委、县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，成立由军代表、革命干部代表、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三结合“革命造反委员会”。军代表、6197部队政治部副主任王仙洲任主任，县委、县人委领导干部“靠边站”。随后，更名为“革命委员会”，掌握全县大权。嗣后，各公社、部门、工厂、商店等也纷纷夺权，全县处于无政府状态。
在所谓山东省“2·3夺权”风暴中，有一位青州人出尽了风头，这就是王效禹。王效禹，青州市朱良镇段村人。抗战初期，受革命洪流的影响，参加革命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先后任益都县委组织部长、临淄县委书记、渤海军区某部政委、清河地委书记等职。解放后，曾任省检察院副检察长、青岛市副市长。“文革”开始后，王效禹投靠“造反派”，发动了山东省“2·3夺权”，任山东省“革命委员会主任”，号称“六个第一”、“山东的小月亮”。此后，先后在山东发起“反逆流”、“反复旧”等运动，打击伤害了一大批老同志。1971年，被党中央撤销一切职务，送往辽宁劳动改造。1985年回青州定居，1995年病故。
1967年4月，青州的主要造反派组织“东方红”，攻击县“革委会”是“黑司令部”。另一派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”则维护“革委会”。两派互不相让，最后酿成多次冲突，多人被打伤。同时，各派造反组织为标榜自己的“真革命”、“真造反”，竞相举行批判会，对县委书记张士欣、县长李永瑛等领导干部进行揪斗和残酷迫害。5月，造反组织“东方红”冲垮县“革委会”。各公社、各部门“革委会”也相继被摧垮，全县呈现极度混乱的局面。
7月，驻青州的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，实行“三支两军”，即支工、支农、支左和军管、军训。部队进驻县公检法，实行军管。军队代表进入各学校、机关、工厂，做了许多积极工作，对稳定混乱局势发挥了一定作用。但全县仍然造反组织林立，武斗持续不断。
造反派组织分裂为“东方红”和“红旗”两大派别，发生多次大型武斗。冬天，发生冯益令死亡事件，“东方红”借机组织数万人的全县大游行，摧垮“红旗”组织。多处发生大规模打、砸、抢，解放军驻青部队出动，制止武斗。
1968年3月，重新成立了由军代表、革命干部、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“三结合”的革命委员会，驻军6197部队副政委林学汤任主任，下设政治部、生产指挥部。5月，各公社、各部门相继重新成立革命委员会，社会秩序开始走向正常。此时，全县掀起个人崇拜的狂热，县召开“三忠于”誓师大会，人人携带《毛主席语录》，每天进行“早请示、晚汇报”，大跳忠字舞，大唱语录歌。
6月，“清理干部队伍”，一批机关干部和群众被揪斗。7月，“工宣队”、“贫管会”进驻学校和文化单位，对知识分子实行“再教育”。8月，开展“斗批改”运动，分批将领导干部下放“五七干校”劳动改造。10月以后，大规模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。12月，把1400多名公办教师“下放”回本村工作，改工资制为工分加补贴制。
1969年6月，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十条批示，对消除派性、增进团结、促进生产起了一定作用。11月，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，恢复党组织生活。同时进行“吐故纳新”，错误地处分了一批党员，吸收了一批不合格党员，提拔了一批不称职干部，给党的建设带来了很大损失。
1971年2月，召开中共益都县第三次代表大会，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班子，郝清、徐贞吉先后任书记，革委会改为行政机构，基层党组织逐步建立健全。
9月，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。全县人民欢欣鼓舞，深入开展了揭批林彪集团的斗争，清查与林彪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，大批被“打倒”的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。
可是不久，益都与全国一样，开展“批林批孔”运动，刚刚稳定的形势又动荡起来。
1975年，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，全县人民批派性、促团结，搞整顿、促生产，基本扭转了“批林批孔”造成的混乱局面，国民经济有了明显好转。
1976年初，掀起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运动，批判邓小平同志。初见成效和全面整顿工作被迫停止，开始好转的形势遭到破坏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给青州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损失，但久经考验的广大干部群众继承党的优良传统，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，采取多种方式同林彪集团和“四人帮”进行不懈的斗争，坚持发展经济，坚持建设家园。在“农业学大寨”的活动中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，形成旱涝保收的农业生产体系，粮食产量逐年增加。相继建设和扩建许多工厂，形成完备的工业生产体系，奠定工业化的基础。开通云门山路、范公亭路，建成青云桥，城市建设初具规模。科技、教育、文化等各项事业逐步发展。
1976年，政治形势险恶，天灾人祸接踵而来。周恩来、朱德、毛泽东老一辈革命家相继辞世。“四人帮”肆虐，加紧抢班夺权。加之唐山大地震，天怒人怨，全国悲风凄雨，黑云压顶。
关键时刻，党中央英明决断，一举粉碎“四人帮”，大快全国人心。10月下旬，益都县委召开万人大会，庆祝胜利。从此，结束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动乱岁月，青州人民满怀喜悦，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。
1966年5月16日，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，成立“中央文革小组”，通过和下发了《“5·16”通知》。此后，文化大革命作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在全国急剧展开，国家的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被扭转到歧路。
从6月开始，“文革”运动波及到青州。教育、文化系统开始批判《海瑞罢官》、“三家村黑店”。益都一中、益都师范等学校停止正常的教学活动，把部分教师作为“牛鬼蛇神”进行揪斗，张贴大字报，散发传单口号，出现严重混乱。益都师范18级4班部分学生向县委贴出第一张大字报，驱赶县委派出的工作组，运动开始走出学校，向社会蔓延。学生上街破“四旧”（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风俗、旧习惯），焚烧古书字画，砸毁碑碣文物，破坏古建筑、古庙宇。万年桥、偶园等历史古迹和天主教堂、基督教堂等宗教建筑遭到严重损坏。城乡民间散存的文物也大部被毁。
8月，中共中央下达了《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》。各学校相继成立“红卫兵”组织，批判所谓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，斗争矛头指向学校领导班子。9月，青州部分学生教师到北京，接受毛主席检阅，学习“文革经验”。返回后纷纷成立“红卫兵”组织，组成各种名目的所谓“战斗队”，到工厂、农村“发动革命”。许多中小学生组织各种“长征”队，徒步到全国进行所谓“革命大串连”。
冬天，工厂和农村的部分群众也成立各种“造反”组织。在“造反有理”的口号下，“踢开党委闹革命”，刮起了“炮打”、“罢官”之风。对各级领导干部日夜揪斗，挂黑牌、戴高帽游街，肆意进行人身侮辱和折磨。工厂停产，学校停课，许多党员、群众被诬为“保皇派”，受到排斥和打击。大部分基层党政群团组织被冲垮，陷于瘫痪，全县陷入大动乱之中。
1967年初，上海造反派发起“一月风暴”，夺取党政大权。山东省在济南也发生“2·3夺权”。受此影响，青州掀起“夺权”浪潮。28个“造反”组织在驻军“支左”代表的支持下，联合夺取了益都县委、县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，成立由军代表、革命干部代表、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三结合“革命造反委员会”。军代表、6197部队政治部副主任王仙洲任主任，县委、县人委领导干部“靠边站”。随后，更名为“革命委员会”，掌握全县大权。嗣后，各公社、部门、工厂、商店等也纷纷夺权，全县处于无政府状态。
在所谓山东省“2·3夺权”风暴中，有一位青州人出尽了风头，这就是王效禹。王效禹，青州市朱良镇段村人。抗战初期，受革命洪流的影响，参加革命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先后任益都县委组织部长、临淄县委书记、渤海军区某部政委、清河地委书记等职。解放后，曾任省检察院副检察长、青岛市副市长。“文革”开始后，王效禹投靠“造反派”，发动了山东省“2·3夺权”，任山东省“革命委员会主任”，号称“六个第一”、“山东的小月亮”。此后，先后在山东发起“反逆流”、“反复旧”等运动，打击伤害了一大批老同志。1971年，被党中央撤销一切职务，送往辽宁劳动改造。1985年回青州定居，1995年病故。
1967年4月，青州的主要造反派组织“东方红”，攻击县“革委会”是“黑司令部”。另一派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”则维护“革委会”。两派互不相让，最后酿成多次冲突，多人被打伤。同时，各派造反组织为标榜自己的“真革命”、“真造反”，竞相举行批判会，对县委书记张士欣、县长李永瑛等领导干部进行揪斗和残酷迫害。5月，造反组织“东方红”冲垮县“革委会”。各公社、各部门“革委会”也相继被摧垮，全县呈现极度混乱的局面。
7月，驻青州的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，实行“三支两军”，即支工、支农、支左和军管、军训。部队进驻县公检法，实行军管。军队代表进入各学校、机关、工厂，做了许多积极工作，对稳定混乱局势发挥了一定作用。但全县仍然造反组织林立，武斗持续不断。
造反派组织分裂为“东方红”和“红旗”两大派别，发生多次大型武斗。冬天，发生冯益令死亡事件，“东方红”借机组织数万人的全县大游行，摧垮“红旗”组织。多处发生大规模打、砸、抢，解放军驻青部队出动，制止武斗。
1968年3月，重新成立了由军代表、革命干部、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“三结合”的革命委员会，驻军6197部队副政委林学汤任主任，下设政治部、生产指挥部。5月，各公社、各部门相继重新成立革命委员会，社会秩序开始走向正常。此时，全县掀起个人崇拜的狂热，县召开“三忠于”誓师大会，人人携带《毛主席语录》，每天进行“早请示、晚汇报”，大跳忠字舞，大唱语录歌。
6月，“清理干部队伍”，一批机关干部和群众被揪斗。7月，“工宣队”、“贫管会”进驻学校和文化单位，对知识分子实行“再教育”。8月，开展“斗批改”运动，分批将领导干部下放“五七干校”劳动改造。10月以后，大规模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。12月，把1400多名公办教师“下放”回本村工作，改工资制为工分加补贴制。
1969年6月，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十条批示，对消除派性、增进团结、促进生产起了一定作用。11月，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，恢复党组织生活。同时进行“吐故纳新”，错误地处分了一批党员，吸收了一批不合格党员，提拔了一批不称职干部，给党的建设带来了很大损失。
1971年2月，召开中共益都县第三次代表大会，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班子，郝清、徐贞吉先后任书记，革委会改为行政机构，基层党组织逐步建立健全。
9月，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。全县人民欢欣鼓舞，深入开展了揭批林彪集团的斗争，清查与林彪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，大批被“打倒”的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。
可是不久，益都与全国一样，开展“批林批孔”运动，刚刚稳定的形势又动荡起来。
1975年，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，全县人民批派性、促团结，搞整顿、促生产，基本扭转了“批林批孔”造成的混乱局面，国民经济有了明显好转。
1976年初，掀起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运动，批判邓小平同志。初见成效和全面整顿工作被迫停止，开始好转的形势遭到破坏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给青州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损失，但久经考验的广大干部群众继承党的优良传统，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，采取多种方式同林彪集团和“四人帮”进行不懈的斗争，坚持发展经济，坚持建设家园。在“农业学大寨”的活动中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，形成旱涝保收的农业生产体系，粮食产量逐年增加。相继建设和扩建许多工厂，形成完备的工业生产体系，奠定工业化的基础。开通云门山路、范公亭路，建成青云桥，城市建设初具规模。科技、教育、文化等各项事业逐步发展。
1976年，政治形势险恶，天灾人祸接踵而来。周恩来、朱德、毛泽东老一辈革命家相继辞世。“四人帮”肆虐，加紧抢班夺权。加之唐山大地震，天怒人怨，全国悲风凄雨，黑云压顶。
关键时刻，党中央英明决断，一举粉碎“四人帮”，大快全国人心。10月下旬，益都县委召开万人大会，庆祝胜利。从此，结束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动乱岁月，青州人民满怀喜悦，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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