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福寺位于青州城南十里云峡河办事处后寺村西的群山环抱之中，是一座典型的“深山藏古刹”式寺院。遗址上迄今屹立的明成化十二年（1476年）青州府儒学教授邢宽所撰《重修广福寺记》碑称此寺：“东有普同之塔，南有观音之岩，西有八仙之台，北有劈峰之山，钟鼓山峙于前，望乡台昂于右，蜿蜒环抱，上下隐伏，诚一胜景之奇秘也！”清初安丘文人张贞在《游广福寺记》中叹云：“三面山环，其景胜绝！”寺院选址符合堪舆学山环理念，是适宜佛教发展的理想之地。

    广福寺亦名岩势道场、胜福寺、兴福寺，又因座落在劈山东麓，俗呼劈山寺，始建于北魏晚期。据《续高僧传》卷26《释智能传》载：“古名岩势之道场也，元魏末时创开此额。”光绪《益都县图志》卷13《营建志上》云：“隋曰‘胜福’，唐以后始易今名（广福寺）。金皇统八年（1148年）重修，明永乐以后迭次修葺，国朝康熙间渐次颓圮。后遂废，神像皆露处。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，知县张承燮为葺数椽以庇之，又易其名曰‘兴福’云。”这是一座应予引起关注的青州古寺。在乾隆《益都金石记》、光绪《益都县图志》中著录该寺多条造像记和残经幢，如：东魏武定二年（544年）齐郡太守刘世明造像记、东魏时青州大姓崔氏家族成员20余人造像记、隋开皇十五年（595年）维那张洪亮等人造像记、宋嘉佑四年（1059年）皇化寺大悲院润大师灰灵记和元佑八年（1093年）尊胜残经幢等。在明清文献里也可寻觅到数首关涉此寺的诗作，如：明汉中府同知李尹耕的《广福寺》、户部尚书王基之父王士先的《同无静上人至广福寺》、清桂林府同知李文藻之弟李文涛的《广福寺和兄素伯》等。青州博物馆现藏国家一级文物——隋《舍利塔下铭》石刻、唐弥勒石像、明鎏金铜毗卢佛像均出自广福寺内。这些都从不同角度反映出该寺曾经拥有过的香火兴盛景况。
    广福寺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事件是隋文帝敕建舍利塔法事活动。由《广弘明集》卷17《隋国立舍利塔诏》和出自寺内的《舍利塔下铭》石刻可知，仁寿元年（601年），隋文帝下令在青州等30个州的30座寺院中同时兴建舍利塔，掀起了全国性大规模崇佛浪潮。这年十月十五日，在文帝敕使大德僧智能、羽骑尉李德谌主持下，青州长史邢祖俊、司马李信则、录事参军丘文安、司功参军李俈率领僧俗信众，云集广福寺，“奉安舍利，敬造灵塔”，虔诚地表达了文帝祈愿“一切法界幽显生灵……生生世世，值佛闻法，永离苦空，同升妙果”的美好愿望。法事场面隆重盛大，深为时人瞩目。
    广福寺能引起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重视而有幸分得舍利建塔，一方面说明此寺当时绝非一般性寺院；另一方面据《法苑珠林》卷40《舍利篇》载：文帝诏令舍利塔选址必须在“高爽清静”之处，广福寺地理环境正好合乎这一要求，因而被选中。由《重修广福寺记》碑知，作为这次建塔法事历史见证的《舍利塔下铭》石刻至迟在明代成化年间即已被人们从地宫中取出。然而，文帝钦赐的佛教圣物——舍利却在当时不知作何处理，下落不明了。

    明代以前广福寺内建筑除隋文帝敕建的舍利塔外，均不可考。如所周知，北朝隋时寺院多呈前塔后殿格局，广福寺主体布局理应如此，但因其自身地理环境的特殊性，也不排除例外的可能。该寺在历史上曾多次重修，尤以明天顺、成化年间住持瑛翠庵重修力度为大。这次修建的如来殿是寺中最主要建筑物，“高爽宏丽，重檐叠拱”。殿内“塑主如来宝相，环以十八大阿罗汉，其后为观音大士，涌现云海间。”如来佛、十八罗汉均系塑像，云海中的观世音菩萨则是壁画形式。此外还建造有天王殿、方丈室、僧堂、钟楼、东西两廊庑、食堂、伙房、浴室等等。作为寺院的基本设施，可说是一应俱全了。邢宽在《重修广福寺记》碑中禁不住称赞道：“诚一郡兰若之甲者也！”可知广福寺在明代已有青州首刹的地位。
    广福寺东、西各有一处石塔林。东塔林即《重修广福寺记》碑所谓“普同之塔”，今存石塔6座，塔基4处；西塔林存石塔4座。在两塔林中分别见有明正统九年（1444年）青州僧纲司副都纲闻绝学和尚、正德九年（1514年）兴古峰和尚和嘉靖三年（1524年）果香林和尚等多件塔铭。东塔林内有一座修建时代不迟于北宋的地宫，地宫分为前、后两室，门楣上浮雕着金翅鸟和普贤菩萨像。东塔林山崖下开凿两间平面方形石室，内有禅床。两石室外崖面上，凿有密布成行的小方龛。我国著名佛教考古专家温玉成先生推测，这两间石室是北朝遗留的禅堂，室外小方龛则是寺院存放僧人骨灰之所。另外，广福寺南山崖上还有一处隋唐小型石窟，可惜造像业已残毁。颇值一提的是，《重修广福寺记》碑阴刻有该寺历代开山高僧法名，字迹虽近摩灭，但仍可辨识若干，这为研究广福寺僧人传承情况提供了珍贵历史信息。
    天下名山僧占多！广福寺与其附近的驼山寺、大云寺共同组成了青州城南山区大型佛教寺院聚落群，乃古代青州佛教文化的繁兴地域。这里不仅是青州佛教信徒的重要活动场所，也是官宦士夫与寻常百姓流连忘返的游览胜地。